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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9:44:42【3409754】
就是现在是禁止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我似乎觉得这个前提不成立,有的规模相当大的银行,比如民生银行它完全是由民营资本所组成的,小的金融机构、各地的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把小额担保公司也算上那就更多了,民营资本是可以进入的。那么大银行来说,工农中建交现在都是在海内外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如果要通过资本市场进入这些银行的话,我认为也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当然,要收购工商银行恐怕实力就不够了,因为工商银行目前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所以我的想法是: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只不过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还不够,这就涉及到商业银行法里的一些规定,比如说组建一家商业银行,起码有多少的注册资本,这是一般个人、小民营企业所难以单独出资达到这一标准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不存在明显的阻碍和限制的问题。再有一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我相信如果有大量的、小型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是很好的事情,但同时我想说的是大型银行现在也在积极支持小微企业。比如拿我们银行来说,去年我们整体贷款增长幅度只有13%多一点,但是其中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高达47%,所以应该说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现在社会各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在金融业包括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银行都想努力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这一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谢谢你的问题。(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6日(星期二)15时在梅地亚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副部长王军,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将就“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谢旭人]我顺便报告一下,今年1到2月份我国的财政收入就不是增长24点几了,只有11%左右了,扣除一些非税收入,税收收入1—2月份增长就是8%-9%了,这也是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总之,就是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了比较快的幅度增长,这完全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企业利润和企业的效益不断提高,再加上一些价格因素的影响,以及一些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也与税务征管部门、财政部门加强管理分不开,这也促进了财政收入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外来微尘对北京影响约占PM2.5来源的24.5%,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通州区委书记王云峰建议,在京津冀区域恢复实施小客车强制报废制度,并借鉴奥运时期6省市联合治理空气污染的经验。王云峰建议商务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在京津冀区域恢复实施小客车强制报废制度,缩短出租车强制报废年限。并由交通部统一规划,优化北京周边路网设计建设和管理,减少大型货运车辆过境穿行造成的污染。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周边省市自治区联防联治,确保了空气质量良好。王云峰建议,可以将一些临时控制措施固定化、常态化,例如严格控制京津冀区域燃煤总量等。 本报记者张楠 全国政协于3月6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许善达、陈锡文、马秀红、杨凯生、任洪斌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任洪斌答问。陈竞超 摄3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题为“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许善达、陈锡文、马秀红、杨凯生、任洪斌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任洪斌说,国机集团与俄罗斯在发电设备、机床工艺等领域有比较深入的合作。[俄罗斯阿尔法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任总的,当年中苏两国在机械工业领域关系密切,近年来国机集团的发展令俄罗斯同行密切关注,俄方也愿意与国机集团开展合作,请问任洪斌委员,国机集团的改革在哪些领域值得俄罗斯同行的借鉴?谢谢。[任洪斌]谢谢你的问题。国机集团所属的企业有许多都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成立之初是靠前苏联这个老大哥帮助我们建立的起来。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第一拖拉机厂,当年就是前苏联俄罗斯的企业帮助我们建设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中国机械工业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为代表的这批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成长,在某些领域也达到了与世界水平相近的程度了。我们非常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等兄弟企业的合作,我记得去年我到白俄罗斯去时,与当地业内的朋友们商谈,当年这些企业帮助了我们,但是过了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和能力水平与他们相当甚至超过他们了,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期间与我们曾经的合作伙伴、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企业共同发展他们在本国的这些工业设施、工业企业。我们目前正在跟俄罗斯在发电设备、机床工艺等领域有比较深入的合作,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与前苏联的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东欧等一些国家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谢谢你。(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中国工信部网站上一份“2012年公务用车购车目录”最近引起汽车界的震动,也引来外媒“围观”。这份据说由政府专家建议、在3月9日前征询公众意见的“名单”不仅撩拨着国内公众的神经,更刺激着外媒的想象能力。 “拜拜奥迪,哈喽江南” “公务用车‘限外令’”,英国《金融时报》的这句话是大多数外媒的第一反应。在中国汽车市场举足轻重的德国汽车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向更多外国轿车说‘不’”,路透社说,这份政府官员购车时的“可接受轿车名单”,意味着向奥迪、宝马说“拜拜”,而向东风、哈飞以及江南汽车等说“哈喽”。 英国《每日电讯报》直接表示:“中国从官方名单剔除奥迪和宝马”。美国彭博通讯社说,“(这)将可能是对奥迪的当头一棒”。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再也不允许地方官员购买奥迪了”。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更是用“德国汽车商的集体休克”来形容这份名单所产生的“震挫”效果:消息出台后,德国三大汽车商股价大幅下挫,大众下跌4.5%、奔驰下跌4%、宝马下跌3%。 所谓东边日头西边雨,对“榜上有名”中国车企的“震跳”效果也格外惹眼。“在中国将外国汽车‘剔出’公务车采购名单后,以东风、一汽为首的中国国产车企股价一路飙升”,彭博社指出,2月27日上午9:46分,东风沪指股暴涨10%至每股3.81元,成为该公司2009年11月以来第一次“涨停”;一汽深指股蹿涨4.9%至10.78元;长城汽车也跳涨3.6%至14.51元,创下去年9月在沪市开盘后的收盘最高纪录。 而在路透社看来,除了名列榜单的“小有名气”的比亚迪、吉利外,甚至挤进榜单的江淮、哈飞以及江南等“不那么知名的选手”的股价也“飙飞猛跳”:2月27日,江淮汽车股价在开盘后不久就“涨停”;长城汽车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也涨5.5%,重庆长安涨4.95%。 在自家餐桌上,却长期盯着几个“外国壮汉”在“公车采购蛋糕”上大快朵颐,自己只有瞪眼的份,中国车企长期以来在国内市场相当“尴尬”。 《华尔街日报》表示,目前,中国官员可以购买任何车款,只要是在中国国内生产,满足一定价格与排量标准即可。但现实是,长期以来,公务用车的80%被外国品牌占有。以德国大众的奥迪为例,“占到中国公务用车的30%”。 “政府应该帮助自己人,许多国家领导人都乘坐本国品牌的汽车,我们国家的官员们也应该这样。”彭博社引述一名参与起草汽车采购目录的中国专家的话说。但德国《明镜》周刊表示,“中国车企不能为公众提供有竞争力的轿车”,更不用提需要体现品位、身份的“官车”。 中国并非没有“官车”。彭博社表示,1958年,一汽为毛泽东主席定制了“红旗”轿车。此后,“红旗”曾作为中国领导者们使用的轿车在几次阅兵仪式上看到过,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时乘坐的也是“红旗”。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油价震撼”下,由于耗油量大,1981年,“红旗”停产。之后,一汽曾尝试恢复这一品牌,1982年,从日产汽车那里购买了轿厢底座,1987到1990年间三次翻新,但都不成功,最终于2010年停产。“一汽不能提供在油耗、安全以及款式上有竞争力的汽车,这使得中国精英‘背叛国产’,转向外国品牌”。彭博社说,“这一状况至今还没有改变”。 而上汽曾为没资格享用“红旗”的低层级官员生产的另一款“老牌官车”——“上海”车,则在1991年,上汽与大众合作生产“桑塔纳”后停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外资需要与中国车企建立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生产汽车”为条件,向外资放开汽车市场。“北京本希望中国车企能从‘外国老师’处学到东西,从而在当时的100多家中国车企中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明镜》说。 然而,“这个计划没有起多大作用”,《明镜》说,“中国目前汽车产业的图景,并非当时开放汽车市场时所构想的那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学习外国技术,也不创造自己的品牌,而是抓住各种机会,一门心思利用合资企业“舒服赚钱”。《明镜》指出,以上汽为例,虽然与通用、大众等仍有合资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只将众多业务都交给外国人干,自己却“沦落”成控股公司(吃股息)。以此看来,中国本土品牌只占国内市场的30%,在公务车中的处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汽车:破译中国社会的密码” 这种境况所产生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各级政府在各种外国车上‘大把撒钱’”,路透社说。而在加拿大《环球邮报》看来,“北京那些曾经由人力三轮车一统江湖的大街小巷,更是奥迪、宝马和奔驰多功能车(SUV)的天下”。 “想在中国很容易认出官员吗?很简单,他们通常坐在豪华的德国轿车里,车窗漆黑”,《每日电讯报》说。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描述说,“不透明玻璃、攻击性极强的专职司机、在大堵车中强行开道”的黑色奥迪A6(也许有宝马或奔驰),这是中国官员的首选公务车,也是中国老百姓眼中的“经典官车”。 此前,外媒曾关注的一件“趣事”让人们深刻体会汽车在中国当下阶层固化趋势中的“标志”作用。据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报道,2月初,为回答“(加拿大人)关于使馆如何运行、花多少钱等问题”,加拿大驻华大使大卫 马尔罗尼在使馆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官车”——一辆银色丰田凯美瑞混合动力车,没想这一举动没在加拿大“泛起一点涟漪”,却在中国网络掀起巨浪。 “加拿大驻华大使座车遭中国网民嘲笑”,《波士顿环球邮报》表示。“中国的不少官员不仅开着价值超过50万人民币的奥迪A6,而且还有自己的全职司机。一名乡镇级别的干部都可能开奔驰”,在加拿大大使微博贴图的1100多条跟帖中,有一则这样说。 “马大使(加拿大大使中文名为马大卫)”,一名微博用户说,“中国一个中层干部都不会正眼瞧你的车!”《波士顿环球邮报》表示,“这名网民的话有些夸张,但也就‘有些’而已”。 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在中国,丰田凯美瑞通常并不能引起什么‘回头率’,在北京的大街上,它与‘华丽’八竿子打不着,但加拿大大使没想到自己的凯美瑞让中国网民‘惊住了’。”《波士顿环球邮报》则问,什么让凯美瑞在“黑压压的奥迪A6海洋中”脱颖而出? 要“破译中国社会的密码”,这份加拿大报纸说,那些道路上的“汽车是最好线索”。报道表示,“丰田车代表普通人,当然还没‘普通’到不得不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骑自行车的程度”;开黑色奔驰SUV的大多是“老板”或那些炫耀的暴发户;驾驶被美国人认为是“足球妈妈”(北美需要经常开车带孩子踢足球并在一旁观看的家庭妇女)开的别克GL8商务车的则是负担不起奔驰的“小老板”。 悍马和法拉利“只有那些傲慢自大到一定程度、有幸生在好家庭的子女才会开”,《环球邮报》记者表示,他曾在北京亲眼看到一辆明黄色悍马速度不减地闯过红灯,在交通拥挤的三里屯酒吧区逆道行驶。“至少三名交警看到同一场景,但却似乎从司机的放肆行为中得出一致结论:他权势太大,阻止不了”。 美国《纽约时报》说,奥迪A6“圆滑的车型、始终不变的黑色、看不穿的着色玻璃,都散发出一种威严的气息”。 “由于在中国各地如此普遍地成为财富与地位的标志,世界上一半的奥迪A6都销往中国大陆”。《每日电讯报》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官员特别是那些偏僻地区一些干部仍对奥迪和宝马尊崇有加。“奥迪、奔驰等高端轿车,它们在公路上的横行几乎是以一种‘视觉刺激’的方式提醒人们中国的贫富差距”,《华尔街日报》说。路透社则表示,“黑色公用奥迪A6车队时不时会招摇过市,违反各种交通规则而不受惩处,这长期以来激起了人们的不满”。 这就是“马大使的寒酸座车”引起激烈争论的密码 澳门巴黎人官网网址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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